在英文中，中国与瓷器同名。陶瓷不仅是中国古人必备的生活用品，也是中国和世界交流的见证。陶瓷与中外交流专题馆位于3楼，是东馆新设的展馆。展览既是一部浓缩的贸易陶瓷史，也是海内外首个以陶瓷为媒介，展现隋唐至明清中外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通史陈列。上博目前在展的元青花和龙泉窑瓷器，大多都在这里。
展馆按年代分为3个单元，展出中外文物365件，近半数为首次公开，还有一些之前曾在外贸瓷特展中亮相。不同于上博大部分常设展厅，该展馆文字、图表、地图等内容较多，陈设多为小专题形式，涵盖贸易陶瓷的生产、运输、分布、影响，还有不少图片与实物、乃至中外器物对照的陈列，信息量足且门槛不高，接下来按单元介绍。
起源
陶瓷不仅是实用器与工艺品，也是探究古代物质文化的鲜活物证，其生产、消费贯穿历朝历代，深入社会各阶层。相较其他材质，陶瓷易于保存，即使碎为残片，也能辨析其时代、产地及类别，进而追溯流通轨迹，探寻古代贸易与跨文化交流。从隋唐到明清，中国陶瓷大量出口，仿佛一个万花筒，见证了中外交往的历史，记录了经济、文化与技术的互动。
隋唐时期：中外交融 海贸初兴
隋唐是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以其包容和世界性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经由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外来人口汇聚中土，唐中期以来，随着贸易港口的兴盛，通往东亚、东南亚及西亚的航线日益成熟，以陶瓷为代表的中国商品大量出口。这一时期的本土和外销陶瓷，生动展现了隋唐社会的多元，以及中外文化融合，海贸初兴的盛况。
外来人口与多元社会
隋唐时期，来自亚洲各地的波斯、大食、粟特、突厥、天竺、新罗、高丽、日本等不同族群往来中土，或以才干充任官职，或因行商游走各地，或凭技艺谋求营生。隋唐社会之多元，通过现今留存的各色胡人俑可见一斑。
隋唐时期的胡商，以来自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绿洲地区的粟特人最具代表性。粟特人说东伊朗语，历来以擅长经商闻名。自北朝以来，很多粟特人赴中国经商，在中土定居，成为欧亚大陆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中介。这件唐彩色釉陶胡人骑骆驼俑展现了丝绸之路商队奔波的盛况，上坐一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头戴尖帽，正在吹奏乐器，是粟特人的典型形象。
这几尊彩绘陶胡人牵马俑和持壶俑，描绘的也是粟特人。北朝至隋唐时期来华的粟特人，多以原籍国名为姓，史称昭武九姓，包括安、康、曹、米、史、何等。
这几尊唐彩绘陶昆仑奴俑，卷发、赤足、上身斜披帛带，特征明显。昆仑奴就是古代东南亚深肤色人种。《旧唐书》中记载了林邑（今越南中南部）以南的昆仑人，广义的昆仑也包含来自东非，被称作僧祇的黑人，他们多入唐为奴仆。
唐代的两京长安、洛阳以及商港扬州、广州是众所周知的大都会，而上图的长沙窑胡人俑以及杜甫诗中描绘的长沙胡人，则反映了外来人口在长江中游流域的旅居情况。唐代外来人口遍及大江南北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文化交融：风尚.文娱
繁盛的中外交流带来全新的文化风尚，唐人着胡服、戴胡帽，赏胡旋、习胡乐，正所谓“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盛唐社会洋溢着开放包容的精神风貌，充满大国气象。
这尊唐彩色釉陶托胡服托鹦鹉女俑，身着翻领胡服，可见服饰领域的文化交融。
胡人擅长舞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胡旋舞与胡腾舞，都源自中亚，于北朝时传入中国，盛行于隋唐。胡旋源自康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特色是旋转如风，男女皆可舞；胡腾源自石国（今乌兹别克塔什干一带），特色在于踏步腾跳，多为男性舞者。唐代陶瓷中保留了大量舞者及伴奏者的生动形象。
这件长沙窑模印贴舞乐纹执壶，以模印贴花装饰了一组胡人舞乐：一人立于毯上跳胡旋、胡腾舞，一人吹笛，另一人持拍板，与舞蹈的节奏相应和。瓷器上的胡人乐舞纹饰，正是当时中外交融的见证。
文化交融：宗教.器用
隋唐社会开放包容，早期传入中土的佛教逐渐融入中华文明，外来物品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唐代陶瓷中多见模仿粟特、萨珊金银器和玻璃器的造型，外来纹样也广泛用于陶瓷装饰，带来新的风格与技艺融汇。
唐巩义窑绿釉净瓶。净瓶也叫军持，梵语叫kundikā，是源自印度的水器，随佛教传入中国。隋唐佛教人士用它来净手，并作为佛教仪式中盛装净水的容器。唐代南北瓷窑都曾烧造净瓶，见证了当时佛教的影响。
一组中外对照器型，图为唐长沙窑青釉高足长杯，在器型上体现出波斯萨珊王朝和中亚粟特金银器的影响。萨珊王朝兴盛于4-7世纪，后被阿拉伯帝国所灭，中亚粟特地区曾是其势力范围，文化上颇受其影响。
模印骑射人物纹凤首壶。此瓶形制由金属“胡瓶”演变而来，胡瓶出自萨珊波斯，在粟特地区也有生产。这件凤首壶在进口的金银制胡瓶造型上略加改变，以凤首替代鸟嘴形流口。壶腹为模印成形，分表表现了凤鸟和帕提亚射击（骑马向背后方射击）图案，是东西方风格与技艺融合之作。
丝路交流
丝绸之路是连通亚欧大陆的陆上交通网络，也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丝路交通于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各类使团、商贾带领驼队往来东西，各色骆驼、胡人俑再现了当时的繁荣交流。
隋唐彩绘陶驮囊骆驼俑。形象反映了丝绸之路上沙漠之舟骆驼的形象。
长沙窑的兴起与对外贸易息息相关，长沙窑产品主要通过石渚一湘江一洞庭湖一长江一扬州港的运输路线出海贸易，也有部分经由广州港出海路线。这件唐长沙窑褐蓝彩如意花卉纹罐，以褐彩和蓝彩联珠纹组成花卉纹，装饰奇特，带有异域情调。扬州博物馆藏有一件类似花卉纹罐，为禁止出国文物。
海路贸易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河西走廊，唐朝陆路对外交通受到阻碍，海上航线重要性凸显。海运运载量大，得益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系统，北方白瓷、南方青瓷、长沙窑彩瓷在南北水路交汇的节点——扬州港汇聚，加上广州港附近的广东青瓷，构成当时贸易陶瓷的“四组合”，大量出口海外。
沉没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的“黑石号”是一艘阿拉伯贸易帆船，船上满载中国商品，是9世纪上半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证。沉船出水器物以陶瓷器为主，多达6万余件，主要是长沙窑、广东青瓷、邢窑、巩义窑及越窑的四组合，另有白釉绿彩、唐青花等产品。图为泰国出水的邢窑、越窑、长沙窑、广东青瓷残片。
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褐彩绿釉瓷碗。
宋元时期：千帆相竞 窑火连绵
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发展和宽松的对外政策，对外贸易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陶瓷的对外输出达到高峰。烧造外销器物的瓷窑遍布东南沿海，诞生了大量贸易陶瓷新品种。外销瓷器也深刻影响了亚洲地区，特别是日本和朝鲜半岛的陶瓷生产。这一时期的沉船展现了外销瓷器的面貌与组合变化，元青花的流布则揭示出贸易网络的拓展。
港口变迁与窑业发展
贸易陶瓷的发展与港口变迁密切相关。北宋扬州港的衰落使北方自瓷退出大规模外销组合，越窑与广东瓷窑则因临近宁波、广州港而持续输出。北宋晚期至元代，泉州港逐渐发展为对外贸易巨港，福建外销瓷窑发展迅猛。另一方面，窑业兴衰也受资源与技术变革影响，龙泉窑、景德镇窑在宋元时期崛起，带来贸易品种的新变化。
北宋越窑青釉刻划牡丹纹罐。越窑在北宋初年依然兴盛，这件越窑青釉罐造型留有唐代风范，规整大方，胎质细腻，胎色灰白，釉汁莹润，微泛青绿。器物表面开光（即绘制在框线内的图案）刻划牡丹纹，在釉层遮罩下既富于肥厚的质感，又不乏精致的细节之美。
宋代西村窑青白釉凤首执壶。西村窑旧址在今广州西村，始烧于晚唐。盛于五代和北宋。，主要生产外销的生活器皿，白胎青釉，也有米黄、黑、酱色和褐色等。凤头壶及刻花折沿大盘是其特色产品。
元磁灶窑黄釉净瓶，由菲律宾考古代表团捐赠。磁灶窑兴盛于南宋和元代，是泉州本地窑口，产品多外销，装饰带有异域风格。
一组宋元瓷器，多产自景德镇以及浙江、福建北部一带，当时主要应该是通过宁波出海外销的。
沉船瓷器与外销组合
沉船定格了时间，在沉船中，陶瓷因其不易朽坏，成为最容易保存与辨识的物品，反映出当时的贸易规模与产品组合。宋元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南海1号、西沙海底遗物以及新安沉船同款器物，展现了当时外销瓷器的面貌。
一组西沙出水的宋元瓷器。由于长期浸泡在海水中，涨落潮周而复始冲刷釉面，出水瓷器往往釉面磨损，呈现哑光状态，也常见附着贝类、珊瑚等海洋生物。但如果船只沉没后快速被泥沙掩埋形成隔离，瓷器也能保持光亮如新的状态。图中右下方由一对龙泉窑洗，展现了沉船文物和完好品的区别。
一组南海1号出水瓷器，藏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1号是广东川山群岛阳江海域发现的沉船，出水陶瓷超过16万件，主要有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德化窑青白瓷、闽清义窑青白瓷、磁灶窑黑釉和绿釉瓷器以及广东储物罐等。根据出水瓷器特征及组合判断，船只大约沉没于南宋中期，可以从中窥见当时的贸易规模与状况。
南海一号发现的德化窑青白瓷。
新安沉船发现于朝鲜半岛西南部新安海域，出水中国陶瓷以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数量最多,另有景德镇卵白、釉里红及铁绘瓷器，福建黑釉器，闽清义窑青白瓷，赣州、宜兴及其他窑口瓷器。沉船出水至治三年（1323年）墨书木牌，显示了它的大致沉没年代。
元代由于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发展，瓷器出口量激增，龙泉窑是当时最主要的外销瓷器之一。在韩国新安沉船中发现了超过3000件龙泉窑青瓷，足见其地位。这是新安沉船中的龙泉窑青釉贴龙纹盘，直径达35厘米而造型规整不变形，标志着制瓷技术的新成就。采用满釉贴花装饰，纹样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云龙纹。
元代龙泉窑瓷器大多器型高大、胎体厚重，普遍饰有花纹，装饰技法有划、刻、印、贴、镂、堆等多种，其中印花、贴花、镂刻是这一时期的新发展。贴花常见于大型器物上，有满釉与露胎两种，这件龙泉窑青釉露胎贴云鹤纹盘，采用的就是裸露胎体的露胎技法。
新安沉船中的元景德镇窑青白釉贴梅花纹双耳瓶。
元青花的诞生与流布
宋元时期出现了众多贸易陶瓷新品种，青花瓷是其中的代表。元代以后，青花成为瓷器主流，在对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中国瓷器的代名词，也奠定了景德镇“天下瓷都”的地位。元青花的蓝色钴料来自西亚，产品多销往海外，透过其流布范围，几乎可以复原当时的海外贸易网络。
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此瓶外壁自上而下以青花绘制纹饰五层，依次为杂宝纹、缠枝莲纹、缠枝牡丹纹、卷草纹、变形莲瓣纹。主次分明，繁而不乱。青花呈色青翠浓艳，可见铁锈斑痕，胎体细密坚致，造型丰满。土耳其托布卡帕宫藏有与此瓶造型、纹饰都极为相似的梅瓶。国内江苏句容房家坝元代窖藏、江西高安元代窖藏、江苏南京江宁县沐英墓、沐晟夫妇合葬墓、湖北钟祥郢靖王墓曾出土过数只元青花梅瓶，纹饰有龙纹、花卉纹、人物纹等。
元青花莲池鸳鸯纹套盒，来自印度尼西亚。为八棱形套盒，共四层。套盒制作工艺复杂，需用模具对每层塑出八棱形，同时对每层子口、母口仔细修整。生产时每个部件批量制作，然后烧制，最后选择合适的成品相套，运用了模件化生产逻辑。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有青花套盒残件。其造型、尺寸及纹饰布局与此件套盒完全一致。
元青花瓜果竹石蕉叶纹盘。口径达45厘米，内设3层纹饰。
一组小件的元代景德镇青花和青白釉褐斑瓷器。
宋元陶瓷的域外影响：日本.高丽
宋元陶瓷输出海外，在日本，来自中国的器物备受珍视，在茶道、花道中扮演重要角色。输出海外的宋元陶瓷还深刻影响了亚洲地区的窑业生产，东亚、东南亚及西亚都有受其影响的产品，高丽青瓷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
宋建窑黑釉兔毫盏。建窑产自福建，建盏随禅僧传入日本，成为贵族、高僧使用的名品，在日本茶道中地位特殊。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帝甚至以10件前朝建盏赏赐足利幕府。宋代流行点茶、斗茶，黑釉盏能突出白色茶汤，因此盛行。
此件建窑盏胎质致密，因窑变而出现兔毫纹。此外，建盏还有曜变、油滴、鹧鸪斑等不同种类，以曜变天目最受珍视。记录幕府收藏的《君台观左右帐记》显示，足利家收藏有多件建盏，其中曜变天目价值上万疋（相当于万匹绢），油滴五千疋、建盏三千疋，备受珍视。
南宋龙泉窑青釉琮式瓶。日本承继宋代习俗，以琮式瓶插花。琮式瓶被称作“经筒”，日本天文二十三年（1554年）的《立花图卷》就有以之插花的图像。日本著名的茶会记《松屋会记》中，还有以“青地经筒”插置水仙花的记录，使用的应该就是此类龙泉窑琮式瓶。
12世纪高丽青瓷青釉刻花盏托。唐末五代，朝鲜半岛引进了越窑青瓷制造技术，朝鲜半岛的窑业技术一跃可与越窑比肩。10-14世纪的高丽王朝时代，朝鲜半岛康津郡、扶安郡境内大量烧制高质量青瓷，也就是高丽青瓷。这是当时国外受中国陶瓷影响的产品中最为精美的产品，受到宋人推崇，甚至返销中国。该盏托模仿汝窑，胎质坚硬，釉色青翠，釉质晶莹，底足有三处白色支烧痕，器身细线划花卉纹。
12-13世纪高丽青瓷镶嵌柳树纹青釉梅瓶。高丽青瓷早期在烧造技术、器型、装饰上借鉴越窑，12世纪前期开始模仿汝窑，其品质达到高峰，以后又发展出别具特色的造型及风格，甚至返销中国，在南北各地都有出土。
明清时期：越洋通衢 东西汇融
明清时期，历经海禁与开放的起伏，从明初的外交礼物，到贸易复兴过程中市场与产品的持续拓展，中国陶瓷的影响与日俱增。不仅在传统的亚洲区域内持续流通，更开辟了欧洲与美洲的全新市场，贸易格局自此改变，市场需求更为多元，中国技艺的影响遍及世界，成为早期全球化的见证。
官方外交与陶瓷流通
明初厉行海禁，禁止民间对外贸易，陶瓷多经由官方外交输出海外，以龙泉青瓷及景德镇青花为主。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官窑更烧造了大量伊斯兰器型瓷器，随郑和船队及西行使臣馈赠外邦，成为明代对外交往中的“国礼”。
明永乐-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执壶。这件执壶是永宣时期景德镇官窑特地为伊斯兰地区烧制的国礼，仿照伊斯兰金属执壶烧成，只是将方形流部出水口改为葫芦形，体现了中外交融的特点。通体以青花装饰，腹部以缠枝花卉纹为主题纹样，呈色深沉浓艳。经郑和下西洋船队及陆上丝绸之路输入中东，是当时中国与中东交流的见证。
展馆内以图片和实物对照的方式，陈列了一组永乐、宣德年间仿伊斯兰器型烧造的景德镇御窑青花瓷器。
明前期龙泉窑青釉莲花纹盘，尺寸巨大，也是赠予海外的国礼。
贸易复兴与海外市场：东南亚.中东
明代中期海禁松弛，民间海外贸易逐渐复兴。成化、弘治年间，中国陶瓷重新大规模出口东亚、东南亚，并通过转运销往南亚、中东等地。考古发现及藏品流传表明，此时景德镇青花已在亚洲广泛流通，成为重要贸易商品。
展厅里陈列了一组来自叙利亚的青花瓷，与土耳其托普卡帕宫收藏的青花瓷器对照。
明弘治-正德青花缠枝花卉莲纹大碗，来自叙利亚。
还有一些简直和照片中的瓷器一摸一样，比如这件明弘治-正德青花轮花纹扁壶。
贸易复兴与海外市场：欧洲.美洲
正德以来，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以及欧亚新航线的开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相继东来，开展对华贸易。欧洲、美洲成为中国瓷器的全新市场，贸易格局和器物面貌自此改变，出现了许多适应西方需求的特殊品种与订制瓷器。
明正德-嘉靖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盘。此盘外壁所绘浑天仪是葡萄牙王室标记，为曼努埃尔一世及其子若昂三世在位时使用。马六甲城防司令曾为若昂三世订购瓷器，此盘可能与其或稍后的订制相关，是最早的欧洲订制瓷之一。浑天仪上的字母书写错误，这种生疏与误写，也是早期中西交流的绝佳史料。
万历末年至康熙早期，景德镇突破传统装饰模式，烧造画风清新的“转变期瓷器”。荷兰东印度公司特别重视这类瓷器，将其大量销往欧洲，还订购了不少欧洲式样器物。图为明万历-天启青花蛙形净瓶。
16世纪晚期，为了迎合外贸需求，福建沿海等地的民间瓷窑大量生产青花瓷器，被西方人称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胎体轻薄，带有独特的连续开光构图装饰，特征明显，在17世纪前期成为最流行的外销品种。图为明万历-天启青花开光花鸟纹盘。
贸易复兴与海外市场：日本
日本是中国瓷器的传统外销市场。明代晚期出现了不少专为日本订烧的器物，在茶道等场合使用，展现出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器用习惯，也彰显了中国工匠应对不同市场需求的能力。
明嘉靖景德镇窑五彩描金锦地花卉纹执壶。这类色地描金的瓷器，在东南亚、中东、欧洲和美洲都有发现，但在日本尤其受到偏爱，日本人称之为“金襕手”。
明崇祯景德镇窑青花祥瑞盘。祥瑞瓷是明末景德镇专为日本市场订烧的器物，因部分书“五良大甫吴祥瑞造”而得名。祥瑞瓷多为茶道具和怀石料理器，常见几何图案、锦地纹样及圆形开光，布局满密，日本风格浓郁。
明天启-崇祯景德镇窑青花山水图砚盒。古染付是明末天启、崇祯年间景德镇民窑烧制、输入日本的青花瓷，以专为茶道烧造的花生(花器)、水指(水罐)、香盒、茶碗、香炉、向付(异形碟)等茶器古染付最为重要，器物常见剥釉、变形等烧造缺陷，这种不完美，正契合日本茶人的独特趣味。
清嘉庆景德镇窑青花山水题诗图瓷板。瓷板方形中空，正面绘日本江州琵琶湖八景图，背面饰波涛纹，侧面书咏景七言诗八首。目前在日本有数件类似瓷板传世。琵琶湖八景又名近江八景，仿照洞庭湖潇湘八景选定。17世纪后半叶，日本出现了许多近江八景绘画，深受日本民众喜爱。瓷板订制于清嘉庆年间，反映了日本审美趣味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联。
贸易陶瓷新品种
沿海地区的窑业多随港口变迁而起伏。明代隆庆年间开放月港，带动了漳州的瓷器生产，而明清时期德化白瓷的外销，也和福建厦门港的贸易息息相关。这些新的陶瓷品种远销海外，进一步影响了亚洲、欧洲等地的窑业生产和器用文化。
明晚期漳州窑红绿彩阿拉伯文盘。两盘内壁以红、绿彩绘有八个圆形开光，并书写阿拉伯文，文字内容主要是赞颂真主。这应该是为伊斯兰教徒定制的外销瓷，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的多样性。
明末清初德化窑白釉贴松鹿纹杯。德化窑以白瓷和瓷塑闻名，产自福建德化。
明清陶瓷的域外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陶瓷深刻影响了周边国家乃至欧洲的窑业发展。当海禁、战乱带来贸易低谷时，越南、中东等地的产品便代替中国陶瓷行销海外，欧洲工匠也以锡釉陶技术模仿中国瓷器。交流绝非单向，欧洲设计也同样丰富了中国瓷器的造型与纹样，促进了技艺提升。
越南
15-16世纪越南青花开光锦地花卉纹瓶。受中国影响，越南工匠自14世纪开始生产釉下彩绘瓷器，随即引入青花烧造技术。与中国陶瓷的规模化生产不同，越南瓷器往往由家庭作坊制作，常见器型和纹饰代代相传，往往保留着对中国元代及明初纹样的模仿。
中东
中东地区对青花瓷的模仿可追溯至14世纪晚期。为使釉陶胎体接近中国瓷器细腻、洁白的质感，陶工在抬泥中加入了石英粉末，这一配方从15至17世纪几乎未发生重大改变。葡萄牙、荷兰、英国商人都曾在中东订制釉陶，弥补当时中国瓷器出口的短缺。
17世纪萨非王朝白釉蓝彩开光博古图盘。此盘由伊朗萨菲王朝陶工模仿克拉克瓷的造型及纹样制成。盘沿饰花卉，盘心为博古图。盘底还描摹了中国的四字款识，但因当地陶工不识汉字，只是模仿了方块字的造型和笔划。
葡萄牙
16世纪晚期，在本国商船大量运回的中国青花，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釉陶影响下，葡萄牙陶工开始生产白釉蓝彩陶器，成为欧洲以釉陶仿制中国青花瓷器的先驱之一。17世纪早期的葡萄牙釉陶多模仿中国克拉克瓷器，并曾代替中国瓷器出口欧洲各国，之后受到荷兰代尔夫特釉陶冲击而衰落，主要供应本国客户。
17世纪葡萄牙白釉蓝彩开光花卉纹瓶。纹样模仿中国克拉克瓷，肩部和腹部都是典型的博古及花卉纹样。
荷兰
17世纪中期，代尔夫特成为荷兰制陶业中心。陶匠以白色锡釉覆盖器物表面，并在锡釉和蓝色纹饰上再覆一层透明釉，使得蓝色钴料与釉面更显光滑，模仿瓷器的洁白莹润，“代尔夫特蓝”因此声名远播。
17世纪荷兰代尔夫特白釉蓝彩开光人物风景图盖罐。此罐器型、纹饰皆模仿康熙青花盖罐。盖罐底部有“G K”字样，为代尔夫特地区 “三陶桶”陶瓷工厂的经营者格里特·彼特兹·甘1679—1700年间的记号。
法国
16世纪，锡釉陶技术传播到法国。17世纪，法国讷韦尔、鲁昂、圣克卢等地釉陶生产技术发展成熟。工匠以乳自色锡釉遮盖粗糙的陶胎，模仿当时风靡欧洲的中国青花瓷配色和纹样。当中国瓷器因明清易代及海禁而输出受限时，这些工厂便大量仿制以弥补缺口。
18世纪法国圣克卢青花及五彩花卉纹香料盒。景德镇香料盒的器型源自法国，路易十四藏品中就有类似银器。18世纪，法国贵族宴会上菜形式发生变化，诞生了一系列新餐具。这类香料盒成为富裕阶层的调味用具，圣克卢和鲁昂都曾生产这类软质瓷香料盒，盒身分为三格，可装盐、胡椒、肉豆蔻，或者由姜、胡椒、丁香、豆蔻、肉豆蔻等组成的复合香料。
交流与互鉴
欧洲工匠在模仿中国瓷器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本土生产工艺，从锡釉陶到软质瓷，最终在1708年成功烧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与此同时，欧洲、中东、日本的器物、图像、设计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瓷器的形式与纹样，为传统的中国陶瓷业注入活力。
18世纪意大利多西亚的一对白釉红蓝彩花卉纹盘。
同时代清康熙景德镇窑青花红彩描金花卉纹盘，和上图的意大利瓷盘纹样非常类似。
纹章瓷
纹章瓷是西方人特别订制的瓷器品种，绘有家族、宗教或军事团体、城市及各类组织机构的徽章，是东方技艺与西方纹章传统结合的产物。其订烧始于明代中后期，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最为兴盛，并一直延续至晚清。
清康熙景德镇窑青花约翰内斯·坎普赫斯纹章盘。约翰内斯·坎普赫斯出生于荷兰哈勒姆，1684至1691年间，他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
清乾隆-嘉庆景德镇窑青花英国东印度公司纹章盘。盘心绘英国东印度公司徽章。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中欧贸易主导者。这件瓷盘应该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订制的整套餐具中的一件。
东印度公司的陶瓷贸易
明末清初，欧洲取代亚洲，成为中国瓷器出口的主要市场。这种贸易格局在清初社会稳定后得到强化，荷兰、英国相继通过东印度公司主导中欧贸易，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在东印度公司的经营和竞争之下，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型与纹样，开启了陶瓷贸易的新时代。
清康熙景德镇窑青花如意花卉纹香薰。由器座、承柱、托盘、器盖四部分套合组成，盘内中心有一小管，管近底处对称方形镂空，盖壁与盖面镂空呈交错布局的四钱纹，盘内袅袅香烟可通过盘内小管、钱纹镂空处飘出。此类熏炉造型独特，应该是根据西方要求生产的。器腹所饰多层如意花卉纹是康熙外销瓷的流行纹样。
清康熙景德镇窑青花镂空果篮、托盘。康熙年间，中国销往欧洲的瓷器不仅数量增多，而且造型更趋丰富，除传统式样外，还有许多根据外国来样订制的器皿，果篮托盘就是这样的作品。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当时海外订单“式多奇巧，岁无定样”，景德镇工匠以高超技艺依式制作各类器皿，陶瓷贸易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清康熙景德镇窑青花果树纹油醋瓶。这件器物是典型的订烧作品，油醋瓶造型奇特，双口联体，器腹隔断不通，可同时盛放两种液体（橄榄油和醋），其出现可能与16世纪意大利的某种油醋罐有关系。明末清初，出现了很多来样加工的外销此器，尤以餐饮器为多，这件器物可能是为荷兰市场特别烧制的。
清康熙景德镇窑青花鹿特丹叛乱图盘。1652年，荷兰鹿特丹发生大规模的叛乱，这段历史被很多艺术家用来创作题材，其中就包括这件瓷盘。
康熙朝开始，釉上彩瓷份额不断增加，雍正朝开始，更成为高端订制市场的主流。代表性品种包括借鉴日本伊万里瓷器风格的“中国伊万里”青花红彩描金器，引入白色颜料、配色粉嫩的粉彩瓷器，以及在景德镇烧造白瓷胎体、于广州添加彩绘二次烧成的广彩瓷器等。
清康熙景德镇窑青花五彩描金昭君出塞图碗。此碗模仿日本有田烧，也称伊万里瓷器的风格。有田烧是万历朝鲜战争以后，由日军带回日本本土的朝鲜陶工创制发展的。
清雍正-乾隆景德镇窑粉彩描金圣经故事图盘。瓷盘中央描绘圣经故事“井边的利百加”。亚伯拉罕希望他的儿子以撒能娶一位贤良的妻子，便派遣仆人寻找。仆人在井边停留，祈祷以撒未来的妻子能够出现。祈祷得到了回应，善良的利百加给仆人和骆驼取水，之后便成为以撒的妻子。
清乾隆景德镇窑广彩人物图咖啡壶。广彩始于明代的广州三彩，到清代发展为五彩，并在乾隆年间逐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以色彩绚丽、构图严谨、绘工精细而著称。
荷兰收藏家倪汉克捐赠的瓷器陈列柜，柜内摆放着从他祖父一辈收藏的中国瓷。17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许多瓷器厅室。王公贵族以大量瓷器装饰墙面，凸显巴洛克室内装饰的规律与美感。18世纪，中国瓷器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中产阶级，审美风尚开始发生变化，瓷器更多地出现在陈列柜、家具和壁炉上，陈列柜内摆放的瓷器体现了藏家的财富和声望，而藏品摆放的对称性、平衡性和韵律节奏也体现了收藏者的品位与审美情趣。
展馆的最后一部分是油画中的陶瓷，因为对应油画是复制品，就没拍（部分真迹前段时间在浦东美术馆展出过）。
伴随着东印度公司贸易的兴起，瓷器大量涌入欧洲。从最初的异国奇珍，到17、18世纪成为日用餐具、陈设装饰,中国瓷器逐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油画再现了当时欧洲的器用习俗和时尚风潮。
对陶瓷与中外交流专题馆的介绍，就到此为止了。